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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通过的决议还说,人民政协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和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充分发挥港澳委员在港澳和内地经济、政治、社会事务中的积极作用,扩大同港澳社会团体和代表人士的联系,不断发展和壮大爱国爱港、爱国爱澳力量。决议说,要加强与海外侨胞、归侨侨眷的联系交往,更好地发挥他们在扩大对外友好交往、促进祖国和平统一中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决议还指出,人民政协是增进中国和世界各国人民理解与合作的重要桥梁。要紧紧围绕国家总体外交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总目标,积极开展多层次对外友好交往,拓展公共外交,扩大国际社会对华友好的民意基础,为中国发展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全国政协委员、摩根大通中国投资银行首席执行官方方2012年两会上再次提议加快建立中国国家碳交易市场。早在2010年,方方就曾提议建立国家碳交易平台及相关体系与规则。在他看来,中国如果迟迟未能建立完善的碳交易市场,当西方国家以“碳关税”等手段挑起争端时,将陷入被动局面。2011年下半年欧盟宣布自2012年1月1日起,对所有飞入欧盟的域外航班征收“碳关税”。这一举措遭到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反对,由此打响了全球“碳关税”争执的第一枪。此后,国际“碳关税”之战风起云涌。鉴于国际碳减排进程中类似纷争愈演愈烈,同时也为了以市场机制推动中国节能减排发展,方方提出两点建议:一是尽快建立全国统一的碳交易市场,以具有广泛性、权威性的市场吸引广大买家和卖家,最终形成自然垄断地位的国内市场,进而影响全球碳交易价格。二是采取“区域定额,全国交易”的方式,推动全国碳市场的建立。在减排定额分配方案确立后,鼓励全国所有交易主体到一个国家级的交易市场登记注册并达成交易,从而极大提升该市场碳交易的规模、权威性和有效性,使之最终成为一个可与欧共体碳交易市场及拟议中的美国碳交易市场相抗衡的大型交易市场。 [导读]然而,自主、自由思想的闸门一旦开启,要想一如既往地禁锢下去就很不容易了,这一点在苏联知识界和青年中间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也是苏共领导人同意克格勃专门成立第五局的根本原因。“克格勃”普京克格勃五局与苏联社会的思想钳制提起克格勃,世人并不陌生,知晓这是苏联的一个国家安全机构,是这一机构的全称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俄文缩写词“КГБ”的中文音译。然而,由于这一机构的特殊性和高度保密性,在相当长时间里,世人对它深层次的情况仍缺乏详实而准确的了解,比如,本文所要阐述的克格勃第五局的相关情况就鲜为人知。【为何设立克格勃第五局】苏联克格勃第五局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国内有学者撰文认为是“1969年”,但笔者查阅了不少史料文献后发现,克格勃第五局并非成立于1969年,而是1967年。曾担任俄罗斯政治周刊《新时代》和《消息报》副总编辑的Л.姆列钦在其专著《被解密的历届克格勃主席命运》一书中指出:1967年5月19日,安德罗波夫被任命为克格勃主席,接替谢米恰斯内。一个月后,安德罗波夫给苏共中央呈交了一份报告,汇报了苏联国内种种反苏活动情况,认为这些活动旨在“建立地下反苏集团,为民族主义运动推波助澜”,是“进一步活跃教徒和宗派主义者的反动活动”。他在报告中提出警告:“由于受到与我们格格不入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在一部分政治上不成熟的苏联公民中,尤其是知识分子和青年中,出现了不问政治和虚无主义的倾向,不仅有显而易见的反苏分子,还有爱说政治大话和推崇民主的人都有可能利用这一点,唆使这些人去从事政治上有害的活动。”因此,他建议在中央和地方成立重点打击意识形态颠覆活动的机构。“1967年7月成立了克格勃第五局。首任局长是前苏共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委员会书记,但是仅过去了一年多,负责人事工作的克格勃官员菲利普.杰尼索维奇.博布科夫就取代了他。博布科夫在该局工作了许多年,后来成为克格勃第一副主席。”俄历史学家亚.舍维亚金在其专著《苏联灭亡之谜》一书中,也提及了克格勃第五局成立的时间和经过:“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苏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谢列斯特证实:‘1967年5月18日,我来到莫斯科参加政治局会议……通过决议——解除谢米恰斯内同志所担任的职务,工作另行安排。勃列日涅夫当时就提出建议:任命Ю.В.安德罗波夫同志为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于5月23日回到了基辅。’可以肯定地说,安德罗波夫……从一开始就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行动计划,因为他走马上任伊始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建臭名昭著的思想五局。”“7月17日被认为是五局的‘诞生日’。克格勃7月25日发布命令。8月4日,任命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区委书记А.卡德舍夫为五局局长,此人于1968年12月离职。1969年5月23日任命博布科夫出任五局局长”。为什么苏共领导人同意克格勃此时成立一个专司意识形态反间谍、反颠覆工作的第五局呢?这要从苏共二十大谈起。1956年赫鲁晓夫的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不仅在苏联国内,而且在整个国际社会引发了剧烈震荡,这种震荡远远超出了苏共领导人事先的估计。特别是在斯大林的故乡——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从3月5日至10日,第比利斯、库塔伊西、苏呼米等城市连日举行群众集会,并酿成了大规模骚乱。3月9日,发生了第比利斯事件,导致几十名集会者被打死,数百人被打伤,一大批人遭到逮捕,其中很多人被判处1至10年不等的刑期。事件带来的更大震荡,则是相当多的苏联公民对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产生了质疑。比如,在一封寄给《真理报》的信中,莫斯科市的科雷洛夫写道:“瞧,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党呀?还自称是‘共产主义的’党?这不是共产党人的党,而是一帮伪君子和懦夫!何必还阐释什么这样的党与人民的‘血肉联系’?!假如这个党由于恐惧而害怕说出真相……再一次地假仁假义,那么还有什么‘联系’可言!”图瓦州党委向苏共中央委员会汇报说:在学习苏共二十大决议的时期,“反苏分子开始抬头了,充满敌意的暗中攻讦猖獗起来”。4月初,居民楼的信箱里,发现了写有诬陷和诽谤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及党的州委工作人员内容的匿名传单,其中一张传单写道:“经典作家的所有著作,从马克思开始,将全部被烧掉。”3月26日凌晨,图瓦州的荣誉纪念碑上列宁和斯大林的画像被一些不明身份的人割破。而在很多高校,党员们甚至提出应取消必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课程的考试。这些反应和震荡让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感到忧虑和担心,于是苏共二十大刚刚开启的“去斯大林化”进程很快被中止。一些党组织被解散,部分党员被开除出党,不少知识分子被判处监禁。正如俄罗斯学者格.阿.阿尔巴托夫在《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一书中叙述的那样:“到1956年底,一切好像又回到了旧的轨道上去了。”然而,自主、自由思想的闸门一旦开启,要想一如既往地禁锢下去就很不容易了,这一点在苏联知识界和青年中间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也是苏共领导人同意克格勃专门成立第五局的根本原因。多年担任第五局局长的菲利普.博布科夫在回忆录中说:1967年5月,安德罗波夫开始担任克格勃主席之后,一天晚上10点钟,安德罗波夫同他进行了第一次会谈,提出让博布科夫出任新组建的意识形态反颠覆局第一副局长,同时阐述了组建意识形态反颠覆局的目的和动机:“新组建的局不是秘密政治处的翻版”,“这个局是基于目前局势而建立的。现在敌人正在对我们发动一场强大的心理攻势,这一点你不能不承认,这是一场真正的意识形态战争,要解决的是谁胜谁负的问题。我们共产党人立场坚定,有决心巩固苏维埃国家,而我们的意识形态战线上的敌人殚精竭虑地破坏我们的国家。我们必须了解他们的工作计划和方法,掌握国内的形势,了解人们的情绪,这很重要。我们必须利用各种渠道,既要利用合法的机关、社会团体或者出版的信息,也要利用我们的特工机构,除了那些表面文章,还有秘密的手段,而我们的机关的作用是很重要的。”意识形态反颠覆局的主要任务是“对政治局势进行深刻的分析,并作出尽可能准确的预测。新组建的局应该遏制源自国外的意识形态扩张,形成一张强有力的盾牌”。【克格勃第五局的机构设置及其职能】克格勃第五局的机构组成及其职能情况是怎样的?根据俄罗斯学者А.С.斯梅卡林的研究,第五局的构成主要是:一处,负责文化交流渠道的反间谍工作,对外国人进行分析研究,负责创作协会、科研院所、文化和医疗卫生机构的反间谍工作;二处,负责跟克格勃第一总局协作,拟定并实施针对帝国主义国家意识形态颠覆破坏活动中心的各项反间谍活动措施,遏制人民劳动联盟、民族主义者以及沙文主义分子的活动;三处,负责大学生交流渠道的反间谍工作,遏制青年大学生、高校教授和教师的敌对活动;四处,负责宗教界、犹太复国主义者以及教徒系统的反间谍工作,同时负责防范境外宗教势力和宗教中心的破坏活动;五处,负责在预防大规模群众性危害社会的活动发生方面,给克格勃的地方机关提供切实帮助,侦查匿名反苏作品和传单的作者,检查恐怖活动的预兆和信号;六处,负责总结和分析敌人在实施意识形态颠覆破坏活动方面的情况资料,在拟定可行性计划以及情报工作方面拿出具体措施。1969年8月成立了七处,其职能是“揪出并检查出于反苏目的企图使用炸药和爆炸装置的人”。对国家领导人的任何口头恐吓和书面威胁都可以视作恐怖活动。针对地方领导人的恐吓和威胁,则由克格勃的地方机关查处。1973年7月,成立了八处,负责“揪出并遏制搞破坏活动的犹太复国主义中心的意识形态颠覆活动”;1974年5月成立了九处,其职能是“对被怀疑参与了有组织的反苏活动的人(民族主义者、教徒、信徒除外)进行最重要的甄别和分析研究”。该处还负责遏制印制并传播反苏材料之人的敌对活动,为查获境外修正主义中心在苏联领土上进行的各类反苏活动而实施各项间谍业务措施。同时成立的十处,负责跟克格勃第一总局协作,开展针对帝国主义国家和境外反苏组织(乌克兰和波罗的海沿岸民族主义者的敌对组织除外)的意识形态颠覆破坏活动中心的反间谍活动。十一处成立于1977年6月,其职能是“为粉碎敌人和敌对分子在莫斯科夏季奥运会的准备和进行期间的各种破坏活动而开展肃反工作”。但在奥运会闭幕后,该处并没有撤销,它被责成对体育界、医疗卫生界和科研机构进行监视。为了同社会主义各国安全机关的活动协调一致,成立了第十二组(享有处的权利)。成立于1982年2月的十三处,其任务标注得有些模糊:“查出并遏制具有演变成有利于敌人开展针对苏联的意识形态颠覆破坏活动的政治上敌对组织倾向的活动。”实际上,这里指的是非正式的青年运动——1980年代初,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的朋克、新奇的花样滑冰手、神秘论者等。该处之所以会成立,是克格勃对青年人从共青团的监控下摆脱出来的一种反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新闻工作者协会,以及大众媒体和社会政治组织的工作人员,则由成立于1982年2月的十四处负责监视。成立于1983年11月的十五处负责对一些重要公司的所有子公司及所有工程项目开展反间谍工作。А.С.斯梅卡林在文中还指出,克格勃五局的最初编制为201人,克格勃第一副主席С.К.茨维贡具体分管五局工作。1982年五局人员编制增加到424人,谍报机构人数众多,平均每个州有200名谍报人员,因为苏联有123个州,意味着仅仅替五局效力的谍报人员就达到了25000人。由于苏联国内所发生的变化以及对刑法进行了修改,1989年8月29日,撤销第五局,成立“З”局。【克格勃第五局的工作机制和方式】从克格勃第五局机构的组成及其职能划分可以看出,其分工精细而明确,工作覆盖面非常广泛,主要职责和任务是“对政治局势进行深刻分析,并作出尽可能准确的预测”,“遏制源自国外的意识形态扩张,形成一张强有力的盾牌”。因此,克格勃第五局的工作对象主要是苏联国内公民,并且聚焦于知识分子、青年大学生以及宗教界人士等阶层和群体。但这绝不意味着第五局的工作人员就只能在苏联国内开展工作,而不能像克格勃的情报局和反间谍局的工作人员那样可以出国。实际上,为了更有效地监视对象,第五局的工作人员必须时常出国,因为被监视的对象,比如演员、运动员等,经常有出国演出或比赛任务,而高校师生和科研人员则经常有出国留学、讲学、科研、参加学术会议等活动。正如自1977年起就在第五局工作的亚.尼.基奇欣所述:“当博布科夫被提升为克格勃副主席后,局里出现了许多走后门进来的人。他们看中的仅仅是有出国机会的处。当然,负责文艺界知识分子工作的处就是这样的一个处,因为可以同作家、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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